上海市欧博官网督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接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网站制作项目，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是为了纪念我国杰出的桥梁专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茅以升先生于1991年由有关单位发起并捐资设立的。
宗旨是纪念茅以升先生一生为工程建设以及科研教育的贡献，并继承其未竟事业，支持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成果奖励、科技普及等活动，以促进国家科技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科技后备人才的成长。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生于1896年1月。曾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茅以升1916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取清华官费赴美国留学。1917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获硕士学位;1919年获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至1949年，曾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教授、校长，北洋大学教授，上海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其间，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1949年)，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
茅以升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7年后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
茅以升先生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成就卓著的桥梁专家。1919年，他在美国卡利基——梅隆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该文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他因此获得了母校康乃尔大学的“斐蒂士”研究奖章。三十年代，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这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该桥在工程技术上的成就增强了国人在桥梁建设方面的自信心，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五十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茅以升担任由二十多位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主持这个委员会，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十四个难题，为这座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1959年，在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中，茅以升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总理指定由茅以升同志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人民大会堂安全的责任。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尊重和信任。1978年，茅以升主持修撰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对我们古桥建筑从技术上作了总结。他主持铁道技术研究所和铁道科学研究院长达三十年之久。任职期间，他提出了“一切为科研，科研为运输”的办院方针，多次主持研究制定铁路科学研究发展规划，明确为铁路运输服务的科研重点，努力推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使该院发展成为专业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综合性专业研究机构，为我国铁路运输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1947年他被公推为中国工程学会会长，他还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他任上海市科联主席，上海市科协主席，名誉主席，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53年起被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从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6年改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茅以升同志在桥梁工程领域的成就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早在1956年，他就成为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个人会员，在1979年获美国卡利基——梅隆大学“卓越校友”奖章，1982年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84年被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
茅以升同志是著名的教育家。1920年他从美国归来后，即投身于教育事业，直到1952年，前前后后在教育界服务二十余年。做过五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早在1926年，茅以升就指出中国的教育“既保留了封建的灵魂，又袭用了欧美的躯壳”，主张改革。他提出了工科教学要理论联系实践，“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先后发表了很多论述改革和发展我国工程教育的论文，如《教育的解放》、《新时代的科学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等。茅以升同志积极倡导科普教育，他把科普看做中国通向现代化的桥梁，主张科研和科普相应发展。他写了大量科学性强、文字生动的科普文章，如《桥话》、《中国石拱桥》等。还主编了《自然科学小丛书》，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科普作家。他曾任中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为组织和促进中国的科普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引导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担任过中国留美学生会副主席，并与罗英等人在美国成立了中国工程学会。解放后，他是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为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九三学社成员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密切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起了桥梁作用，为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担任了欧美同学会会长、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广泛地团结海内外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服务。他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团结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他曾率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过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科技交流，增进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他广交朋友，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报国有门”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
茅以升同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由一个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生于清末，长于民初，辛亥革命开始时正在上大学，一度准备投笔从戎，后来他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话：中国革命需要一支武装斗争的大军和一支建设祖国的大军，而下定决心走“科技救国”之路。 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强烈感情，回到了贫穷、动乱的祖国，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中国大型近代化桥梁设计和建造的局面。当日寇侵入杭州，钱塘江大桥即将落入敌手时，他协助军事人员炸毁了这座他亲手建造的桥，携带有关大桥的全部资料撤离到后方，1975年他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亲自捐赠国家，为四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发动内战，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因此，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湾，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他利用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机会，为保护上海的工厂、机关、学校，为保护被关在龙华监狱的三百名进步学生作出了贡献。1949年，他应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矢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设计师。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也从未动摇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奋发工作。198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夙愿。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
茅以升，为人豁达，识大体，顾大局，勇于进取，乐于助人。他桃李满天下，交游遍天下。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是坚定的爱国者的一生，是奋进的成功者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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